多伦多公约于1969年10月4日签订，最初只是一份军事-情报盟约——盎格鲁五眼共同体的正式化、对苏联威慑的功能整合。但接下来的 36 年里，这个军事同盟长出了国家的躯体：自由贸易、统一货币、人员流动、跨国议会。2005 年百慕大议定书把这些写进宪法，公约变成了真正的联邦政府。
首都: 华盛顿
多伦多公约的领导者，世界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广泛到几乎无孔不入的情报系统、最庞大的金融体系。2019 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逐渐填满文官退潮留下的空间，内阁的 14 名成员中有 3 名前将军、3 名前情报头子、1 名军工巨头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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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及其严重后果使欧洲统一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面对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建立欧洲联盟已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法国曾多次提出欧洲统一问题，希望建立“西欧集团”，但法国的衰退让该设想成了黄粱一梦。而到了20世纪中叶，停战后日益复苏的德意志联邦帝国逐渐挣脱英美的控制，依靠其强大的国力，联合欧陆诸国组建了中欧同盟，并成为世界的第三极。
新生的德国政权诞生于1944年的反纳粹政变，并通过核威慑、挑拨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盟军达成了克制的妥协，最终在1953年的公投上，霍亨索伦复辟，德国成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德国的国家认同不再基于基因和种族，更多基于他们克制、保守、技术官僚的政治传统。
德国是中欧同盟的事实领导者，同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它内部的撕裂正在浮出水面：皇帝弗雷德里希五世越来越多地以“个人意见”介入政治，自由派斥之为越界，保守派欢迎为道德权威的回归。修改宪法第一条而重启核武库的呼声随着斯拉夫尼亚统一联邦的威胁而日益增大，而自己在欧陆的盟友却陷入分裂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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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罗马瘫痪，意大利彻底分裂。北意大利的政治力量在米兰建立了帕达尼亚共和国，在2034年被吸纳为中欧同盟的一员。米兰已超越柏林成为中欧同盟的第一金融中心，帕达尼亚共和国的人均GDP更是同盟平均的130%。他们拥有尖端的奇术研究产业链——但同时也是最越界的。帕维亚大学应用统计研究所的背后是世界最大的“灰色”奇术研究中心之一。但这一切繁荣的背后是其巨大的金融产业——这也将随着战争爆发一夜之间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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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一度设想了一个独立的法国领导欧洲，但他的努力最终失败。1961 阿尔及尔将军政变、1968 戴高乐辞职、1983 法郎危机、1990s-2010s 地区分裂、2025 核武库移交中欧同盟联合指挥——法国的衰退已然不可避免。随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联邦国家的各地区彼此愈加撕裂，地区政府之间甚至互相敌视。在2035年，法兰西共和国彻底解体，宪法修订正式承认法兰西诸地区联邦，一个松散的，各省份组成的政治实体，其军队和核力量已经移交给了中欧同盟联合指挥部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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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联合是由20世纪多个大型跨国财团发展而来的政治实体，总部位于浮岛Region-I（现位于德国西北部汉堡沿岸）。正式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简体中文，法语，德语，日语。
科工联合的两个中心辖区分别位于北欧哥德堡特区和日本大阪，欧洲辖区大致位于德国汉堡、荷兰阿姆斯特丹、瑞士日内瓦、希腊克里特岛等，主要为欧洲大陆沿海的数座浮岛以及内陆的部分经济中心，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包括英国和东欧；亚洲辖区位于韩国东部、日本九州岛、四国岛、本州岛南部以及其沿海，数座浮岛城市在中国沿海城市停泊进行长期活动；此外，科工联合在大洋洲和南非也存在零散的辖区,但这些区域相对独立性强.
科工联合成立的官方宗旨，是在动荡的时局下推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天灾，或人类自己手中保全科技的进步成果。然而，其在尖端技术上占有大多数市场份额，是世界规模的大型垄断企业。
科工联合的雏形诞生于由冷战以来逐步扩大势力的多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在进入21世纪后因利益和尖端技术的研发和本地政府出现分歧。因这些巨型企业存在利害关系，且领导人都有除攫取利益外的追求，故它们借助三战的时局动荡，由企业联合体的松散的贸易联盟形态，转变为真正的统一政府。
三战前期，科工联合势力的迅速膨胀，同时，因各国政府对其感知型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领域的违禁研究的插足与限制，科工联合与各国政府的摩擦愈演愈烈。最终，科工联合宣布参战，试图通过战争谈判来扩大自身势力与领土。然而由于体量和纵深的巨大差距，尽管他们策划的一些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和投入的实验性武器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科工联合仍然节节败退，难掩颓势。2062年初，各国盟军对其位于北欧的（前）总部发动攻击，杀死数位高层领导并摧毁其关键设施。数日后科工联合被迫停战。
战后，科工联合的鸽派官员上台，并被准许保留基本的自卫层面的武装力量。重组后，特别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埃斯特·普朗克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相应地，科工联合也逐步开始服从各国政府对科技的审查政策，政治上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
2069年的天灾前，在精确观测和演算的帮助下，他们相对正确地预测到了太阳剧烈活动的强度，并提前将工业设施进行转移与额外的保护，受到的直接损失相对最小。在重新恢复基本的秩序和通信后，利用其余势力正处于的短暂动荡期，科工联合重启了之前被禁止的研究项目（植入式义体、感知型人工智能、超自然奇异性物质分解器等）并开始大规模地利用无人机扩充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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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各国在日本诸占领管区扶持了若干政权。札幌政府以苏联势力为主，东京政府由美国控制，大阪政府受法国（及欧洲）影响较大，九州则被美国直接军事占领。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化冲突升级，各国对日本控制减弱，日本逐渐恢复主权，由分裂走向统一，最终在2038年建立起联邦制政体——日本联邦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货币、联邦贸易与全国基础设施，各联邦州保留教育、地方警察、社会福利、土地制度与部分税收自主权。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作为参战国之一，政府在长期消耗战中陷入危机——中央财政崩溃、行政能力稀释。自卫队后勤与地方治安高度依赖财团控制的企业网络。战争中后期，日本政府的债务急剧膨胀，国债无人问津。财团旗下的巨型银行随之成为国债的实际承销商，政府丧失了财政自主权。与此同时，自卫队后勤、能源调配、物资流通几乎全部依赖财团系企业，中央政府的命令需要财团配合才能执行。
战后，日本六大财团中，三井财团脱离日本本土，加入了跨国政治实体“科工联合”；其余财团则在本土割据，形成了表面上同属于日本国、实际上各自为政的格局。中央政府沦为“名义首都”的协调机构，真正的资源配置与安全决策内化于各大财团的社长联席会议。
2065年前后，关西产业联合、中京技术自治体、九州硅岛、北海道农业公社、科工联合（日本辖区）五个势力在战乱中存活并重建了稳定的统治体系，重新建成联邦格局。
三战结束后不久，日本提出了“骑士系统”这一新兴军事概念，指为了满足战后治安与军事需求，通过生物科技强化改造或机械武装外骨骼等手段，大幅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同时易于部署、解除与携带的装备体系。该系统在日本本土有较大市场前景，但一直到2065年左右，各势力在该方面均没有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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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纪后，苏联因体制僵化、改革迟缓，经济和社会问题突出。经济、政治改革失败后，苏联陷入社会的全面动荡，最终在2019年宣布解体，分裂为俄罗斯、乌克兰等十五个国家。苏联解体后，各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金融和安全危机，各国也出现了独立派、联邦派等不同政治集团。之后，俄罗斯决定重新组建东斯拉夫民族联邦，以在混乱的世界局势中联合力量重新站上世界舞台。通过能源供应、经济援助保障、军事保护、历史文化认同，以及各国掌权政治党派的支持，2024年，历经重组，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为主要国家的斯拉夫尼亚统一联邦正式建立。
斯拉夫尼亚统一联邦在意识形态上以东斯拉夫民族为核心，但同时承认若干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与苏联相比，联邦中央拥有远高于成员共和国的行政与军事权力，地方议会和政府保留名义上的自治权，但联邦安全机构、军队、能源与财政系统高度集中于中央，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崛起和“重新获得在世界应有的位置”的愿望也让其在表面上更为团结。联邦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多伦多盟国、中欧同盟等主要经济体实施严格的国家管制与出口限制，对华贸易则相对开放，此外仍存在规模有限的边境贸易、能源交易与第三方转口贸易。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也使联邦长期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尽管如此，斯拉夫尼亚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势力，引起了中欧同盟及多伦多盟国的警惕。
三战期间，为了打击中欧同盟，斯拉夫尼亚联邦作为参战国加入战争。然而，由于战略方面的速胜误判，战争未能如计划般进展，而资源与人力的大量消耗，无疑让这个新生的联邦因社会内部供应难以周转而遭到重创，乌克兰地区的不满也进一步动摇了统治根基。因此，在三战中期，联邦就逐渐转为防守，直至淡出战争。
2068年天灾预警发出后，联邦政府判断灾害仅会导致电子设备与通信故障，由于战后财政紧张，政府没有启动大规模民众迁移或新建民用避难设施，只是沿用既有的军事防护体系，进行有限的通信备份、物资储备和设施检修。天灾爆发后，三战期间留存的地下核掩体、军事地下设施和部分地下交通系统帮助民众躲过了灾害的初期冲击。联邦政府依靠军队、铁路、配给体系和紧急行政命令维持秩序，并优先保护能源设施、粮食储备和主要交通节点，但灾后的严寒让联邦北部与内陆地区的地上生产生活愈发难以为继，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许多城市和农业区尤其严重，大量居民选择以地下生活为主或迁移至气候相对温和的北高加索地区。
随着气温的进一步下降，俄罗斯本土的掩体容量、能源和生活物资很快成为长期生存的瓶颈，斯拉夫尼亚联邦的可居住面积不断缩减。此外，广袤的领土与不便交通之间的错位也给秩序的重建带来麻烦。
近年来，斯拉夫尼亚联邦的南下移民潮规模逐渐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开始超过交通和安置设施的承载能力。尽管联邦政府依然发布调度命令，却因应对措施跟不上气候恶化速度而越来越无力保证命令的执行，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危机。如今，斯拉夫尼亚联邦的领土、人口、交通和政治中心进一步失去连续性，从占据整个欧亚北部资源的大国，退化成一个只能重点保护若干城市、交通走廊和地下聚居区的生存型国家，联邦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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